领导者不利的工作方式有哪几种?

范文1:领导者不利的工作方式有哪几种?

领导者不利的工作方式有哪几种?不同的领导有着不一样的工作方式,对待不同的领导你需要熟知他对事情的判断。这也是对人性的一种理解方法。以下为你带来领导的几种工作方式:独裁

从字面上就能够了解出它的意思,独裁的领导者往往是对事情直接决断,不问或不听从他人的意见,直接让别人执行自己所说的事。说服

说服,是指领导者需要下层能够更好的配合自己所说的事情。从而将自己的意见说出,然后说服他人,这种也是不听从他人意见,但是相对独裁又好些。咨询

领导者只提供初步的意见或者建议,之后的让下层来进行不断的完善与修改。集思广益之后,然后做出比较正确方法。参与

领导者发现问题,但并不提供意见或者建议,由下层自己提出,然后参与到其中。与下层一起不断的完善意见。

以上的工作方法中,均是由领导者来决断事情的发展,而不是有下层决定。这样会导致员工得不到发展,而以上4种工作方法中,第四种却普遍应用在众多的公司之中。并不是说其它三种工作方式不好,而是不同的情形选择不同的方法,而第四种却是使用做多的。

范文2:公务员辞去领导职务有哪几种情形

公务员辞去领导职务有哪几种情形

第八十二条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因工作变动依照法律规定需要辞去现任职务的,应当履行辞职手续。

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因个人或者其他原因,可以自愿提出辞去领导职务。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

领导成员应当引咎辞职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的,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解读

本条是关于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因公辞职、自愿辞职和公务员中的领导成员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的规定。

一、因公辞职。是指担任领导职务主要是担任选任制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因工作需要变动职务,依照法律或者章程的规定,向任免机关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

二、自愿辞职。是指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因个人或者其他原因,自愿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自愿辞职是领导干部的一项权利,也是健全正常的退出机制,实现干部能上能下的一条重要渠道。但是党政领导干部有重要公务尚未处理完毕,而且须由本人继续处理;由人大、政协选举、任命、决定任命的领导干部任职不满一年;正在接受纪检机关(监察部门)、司法机关调查或者审计机关审计等情况的,不得辞去领导职务。

三、引咎辞职。是指公务员中的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不宜再担任现职,由本人主动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引咎辞职是担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对本人失职失误的一种主动追究。《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明确了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的九种情形和程序。

四、责令辞职。是指任免机关根据领导成员任职期间的表现,认定其已不再适合担任现职,通过一定程序责令其辞去现任领导职务。责令辞职适用于两种情况:一是领导成员应引咎辞职,本人不提出辞职的;二是根据领导成员任职期间的表现,认定其已不再适合担任现职的。责令辞职实际上是组织上对不再适合担任现职的领导成员的一种组织处理。来源:中国人事报2005年8月2日

公务回避的情形有哪几项

第七十条公务员执行公务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一)涉及本人利害关系的;(二)涉及与本人有本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所列亲属关系人员的利害关系的;(三)其他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解读

本条是对公务回避作出的规定,对公务回避的情形分三项进行了列举。

公务回避,是指公务员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遇有法定情形,避免影响正当履行公务而进行的回避。规定公务回避的理由是,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时,如果处理的问题与自己或自己的亲属有关,就极有可能受到“人情”的困扰,即便秉公办事,也容易受到别人的猜疑,不利于公务的顺利进行。本条采取列举加概括的方式,对公务回避的情形进行了规定。

(一)涉及本人利害关系的。涉及本人利害关系,可以区分为本人为被处理的当事人和处理的公务与本人有直接利害关系、足以影响公正执法的两种情况。

(二)涉及与本人有本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的四种比较亲密的亲属关系的人员有利害关系的。这里的亲属是指,包括夫妻关系、直接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亲属。这里讲的利害关系,包括公务的执行对象就是亲属本人和与其亲属有着经济、名誉等利害关系。

(三)是“兜底条款”,规定其他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与《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相比,该条对公务回避情形的规定增加了一条概括规定,即其他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情形。在实践中,往往有一些并非亲属的亲密关系,也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如结拜关系、干亲关系等。另外,还有一些仇视关系,如两人之间曾有积怨等,也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这些特殊关系,无法一一列举,也不是一律都要回避,关键看是否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这样规定使公务回避更加科学,更加适应公务实践的要求,便于今后增加其他需要公务回避的情形,有利于维护法律的稳定性。来源:中国人事报2005年7月29日

公务员交流有哪几种形式

第六十三条国家实行公务员交流制度。

公务员可以在公务员队伍内部交流,也可以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交流。

交流的方式包括调任、转任和挂职锻炼。解读

本条是关于公务员交流制度的总体规定,共分为三款,规定了交流范围、基本方式、种类等。第一款,是对公务员的交流在制度上加以确定。这一规定与《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基本相同,这也是对公务员交流制度实施十几年来经验的总结和继续肯定。

第二款,规定的是公务员交流的范围,包括内部交流和外部交流两种。

内部交流,是指在公务员队伍内部交流,既可以在本部门、本单位内不同职位之间交流,也可以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之间交流。

外部交流,是指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的交流。这里所称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主要包括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妇联共青团等人民团体机关中的工作人员;以及中国残联、宋庆龄基金会、法学会等群众团体机关中的工作人员等。规定公务员可以与公务员队伍中的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交流,充分体现了我国公务员制度的特色。

第三款,规定了公务员交流的形式分为调任、转任、挂职锻炼三种。与《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相比,公务员交流的方式由过去的四种变成了三种,把原来的轮换(轮岗)并入了转任。以前,根据交流目的的不同,将内部交流分为转任和轮换(轮岗)两个形式。但在实践中,转任和轮换这两种交流形式实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分开后反而造成了概念上交叉重复。因此,公务员法在总结公务员交流制度实施经验的基础上,将两者合二为一,用转任来代表所有的内部交流的形式,从而使各种交流形式的概念明确,界限清晰,便于实践操作。来源:中国人事报2005年7月26日

用法律的“刚性约束”来强化责任

(王艳霞)公务员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中国第一部干部人事管理的综合法律,公务员法的颁布与实施填补了中国法律体系的一个空白,对于解决公务员制度和队伍建设的主要问题,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提高公务员队伍素质,增强公务员责任意识,促进勤政、廉政,提高工作效率,具有重要而长远的意义。

一直以来,我国对于违法的党政领导干部,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的制度已经比较健全,但是追究工作失职、领导失误等领导责任的法律制度尚未建立。当一个领导干部的行为有过失或者不当,但尚未触犯法律,也不适用纪律处分时,往往难以追究当事人的责任,这在客观上形成了对领导干部监督的空白。致使长期以来,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淡薄。

公务员法将“引咎辞职”制度引入公务员管理中,强调了公务员队伍中领导成员应该承担的责任。公务员法第八十二条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领导成员应引咎辞职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将“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写入法律,意味着要用法律的“刚性约束”来进一步强化公务员责任,让“领导责任”不再是一种可以“大错化小小错化了”的虚幻责任,而是更加具体化。这有助于强化领导干部的权责意识,约束其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

公务员法不仅把领导成员的引咎辞职制度写入法律,而且规定了公务员的辞退制度。公务员法第八十三条明确规定了予以辞退的五种情形。那些“年度考核连续两年不称职,不胜任现职工作,不接受合理安排,不履行义务,不遵守纪律,大错没有,小错不断”的公务员,可以辞退。辞退制度的建立,将畅通公务员队伍的出口,打破公务员只进不出的潜规则,加快公务员合理流动,增强公务员队伍的生机与活力。所以,引入“引咎辞职”,完善责任追究制度,有利于培育公务员的责任意识。

我国公务员的队伍庞大,人数众多,如何对这支队伍进行科学管理,是公务员管理机构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公务员法的颁布,打破了单一化的管理模式,创新分类管理制度,有利于提高公务员队伍的专业化建设水平。长期以来,我国公务员实行的是简单的职务分类,即只有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之分。公务员法创新了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第十四条规定:国家实行公务员职位分类制度。公务员职位类别按照公务员职位的性质、特点和管理需要,划分为综合管理类、专业技术类和行政执法类等类别。对于具有职位特殊性,需要单独管理的,可以增设其他职位类别。根据职位的性质、特点划分职位类别,增设专业技术类、行政执法类职务,单设法官、检察官职务,有利于依据职位的特点进行更科学的管理,有利于稳定和吸引科技人才,培育一支高素质公务员科技专家队伍。有了公务员法,公务员的职责也更加明确。

来源:中国人事报2005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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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高素质公务员队伍的法律保障

交通部人事劳动司副司长陈瑞生

《公务员法》在扩大公务员范围的同时,在公务员队伍的“入口”和晋升的“楼梯口”设置了更为严格、更加规范的标准条件和选拔程序,并通过法制化管理,明确法律责任,避免用人上的不正之风,这必将从源头上保证公务员具备较高的素质,为建设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打下坚实的基础。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虽然明确了公务员应当参加四类培训,但由于强制性不够,在时间、内容、效果落实上不尽如人意,使培训作为权利得不到很好的保障。《公务员法》不仅对培训人员、内容、时间、要求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而且规定了对公务员培训实行登记管理,增加了刚性要求。通过法律规定公务员必须参加正规化培训,这对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不断提高公务员队伍政治素质和行政能力会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

《公务员法》突出了对公务员的高标准严要求,通过规定公务员应当具备的条件、九项基本义务、十六项纪律,以及交流与回避、领导成员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以及对公务员兼职和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等进行严格限制等内容,强化了监督约束机制。这对增强公务员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提高公务员队伍依法行政的能力,提供了法律保障。

《公务员法》通过规定退休、辞职辞退、职位聘任等内容,进一步完善了公务员辞退和淘汰机制,特别是增加了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等,体现了法律的强制性,同时新增的职位聘任制对打通公务员队伍“出口”,畅通“下”的渠道,搞活公务员管理,促进人才流动,增强公务员队伍生机与活力,必将产生深刻的作用和影响。

范文3:新时期领导工作必有的六种方法

新时期领导工作必有的六种方法

方法和决策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决策是决定干什么,不干什么;方法是在决定了干什么以后,应该怎样干,如何去实现决策。方法虽然比起决策来是下一层次的问题,但其重要性并不次于决策,因为它关系到决策的目标能否完成。就是说,在决策作出以后,方法就成了最重要的问题。一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和建设的实践中,我们党创造了一系列科学的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在当时起了重要作用,有些方法,今天仍不失其光辉,仍然适用。这方面,至少有以下三种。

1.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方法

对于这种方法,毛泽东作过简明扼要的概括,即“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中有决,不离原则”。这里的“大权独揽”,不是党委书记个人独揽,而是领导集体独揽,并且主要是指决策权;这里的“小权分散”,是指办事过程中的权力,主要指为完成集体决策的任务施用什么方法,也指在落实党委决策的过程中,针对未预料到的情况的相机决断。这就叫“办中有决”。但这个“决”不离党委集体决策的总原则。如果在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属于原则问题,应由分管领导成员提出建议,党委书记采纳以后,重新提交党委集体研究。这种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领导方法,既是方法,也是原则,还可以说是一种领导体制。无论形势发生什么变化,只要是共产党领导,这种体制就不会改变。在这种方法、原则下,有两种提法值得讨论:一是“在×××个人领导下如何如何”。对于地方党委,可以提在集体领导下由于×××的协调、指导和组织,也可以说牵头、带领,但不能说在某个人的领导下。即使是说一把手,也不能说在×××的领导下。因为一级党委,无论是地方还是部门,是一个整体,不是拼盘;是集体领导制,而不是首长负责制。组织、宣传、政法、纪检、调研、统战、农村以及直属工委等,都是党委工作的一部分。在这一问题上,政府的情况有些不同,因为政府是实行首长负责制。但即使是政府,也只是个人负责,而不是个人领导。副省长、副市长、副县长,虽然主要是对分管的一个方面的工作负责,但他们本质上应是政府的副省长、副市长、副县长,而不是分管工作的“大局长”,更不能只为分管的条条谋利益,使自己分管的工作自成体系。因为政府也是一个整体。二是“与地方党委从政治上保持一致”。中央与各级地方党委不一样,在我们国家,党中央处于最高层,各级党委、全体党员必须与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政治上保持一致,但不能讲下级地方党委及其党员与上级地方党委从政治上保持一致,更不能讲与地方党委的书记从政治上保持一致。同时,除中央一级党委外,对于地方党委,也不能讲以书记个人为首或为核心。因为我们平时所说的党的领导,主要或首要的是党的路线、方针的领导,这就是指党中央的政治领导。地方党委作为领导集体,对于下级自然是领导关系,但这种领导也是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中进行的。总之,从政治上讲,应当是一元的,而不是多元的。2.一般与个别、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

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领导方法问题上的应用。人们真正的认识总是先从个别开始,由个别到一般,再由一般到个别。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由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概括。“个别指导”是指领导亲自深入有代表性的几个单位,在具体实践中取得经验,经过科学概括、决策,发出一般号召,指导面上的工作。在发出一般号召后,领导继续深入实践,进行个别指导,以检验决策的正确性。这就完成了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一个过程。在许多情况下,领导不一定都亲自下去,而往往由党委调研部门或有关工作部门,抓住新典型,深入下去,总结经验,并升华为一般认识,提出决策建议,报党委研究决策。党委作出决策以后,一般由领导直接深入几个单位进行个别指导,也可以由调研部门进行跟踪调研并向领导反馈。由此可见,党委调研部门在党委实施“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领导方法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是党的群众路线在领导方法问题上的重要体现,这也是党的最基本的领导方法。我们平时讲的相信不相信群众,依靠不依靠群众,与群众的关系如何,讲不讲政治,主要就表现在这个问题上,即表现在决策过程中是否听取或征求群众的意见,注重群众的呼声。

这“两个结合”实质上是一致的。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方法,是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方法的一个组成部分,或是在一个环节上的应用。在“从领导到群众”这个环节中,要融入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方法。前一个结合是为了防止领导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后一个结合是为了防止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但应当如实说明,“两个结合”的领导方法,在基层地方党委工作中从观念上已经大大地淡化了。对于一些进入领导班子时间不长的年轻同志来说,也许根本就不熟悉这一重要领导方法。不少基层党委的书记,在领导工作中存有两个通病:一个是在决策之前,只是凭“想当然”、“拍脑壳”决策。有些只是注意听取了有关专家的意见,但专家的意见绝不能代替群众的意见。因为专家只是参谋,而群众是服务的对象;专家的意见只是参考,而群众的意见则是决策的出发点。领导与专家相结合,不能代替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另一个是在决策之后,只有一般号召,没有个别指导。从会议到会议,从文件到文件,好像开会、发文、讲话就是一切。因此,对于原决策意见正确不正确、落实不落实,既不检验也不过问。

3.加强宣传发动工作与解决群众实际问题相结合的方法

毛主席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讲到:“要得到群众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

毛主席的这段话,给我们两点启示:第一,作为一个地方或一个部门的领导者,除了围绕中心工作做好宣传发动及思想政治工作之外,同时必须关心群众生活,注重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这一点,对工人、农民是适用的,对知识分子也是适用的。知识分子是比工人、农民更注重个人价值实现的群体,但知识分子也要吃饭、穿衣、行路、住房,知识分子也应当逐步富裕起来。另外,正是知识分子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所以也注重其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第二,关心群众生活,解决群众实际问题,不仅是工作方法问题,而且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问题。二

在改革开放的新实践中,我们不仅要继承老一辈革命家创造的经典的领导思想和领导方法,还要不断总结探索新的方法。这方面至少也有三种。

1.综合治理的方法

综合治理作为一种思想方法或领导方法,最先见诸于社会治安。在社会治安工作中认识到综合治理的方针,我们是付出了代价的。对于反腐败问题,也同样经历了一个由单项治理向综合治理渐进的过程。开始,面对腐败问题,基本上是查处大案要案一条措施,后来搞了一系列的制度建设。从中纪委对各级领导干部“若干不准”,到党员的处分条例,都体现了从教育和制度建设入手的思想。近年来,在反腐败问题上,中纪委开始提出综合治理的思想,即从法律、纪律、教育、制度等各方面同时展开。尽管腐败的问题仍没有彻底解决,但由单项措施走向综合治理所取得的成效是很明显的。

目前对于国有企业综合治理的方针还没有正式提出来,但以我之见,国有企业问题要得到真正的或最终的解决,还是要体现综合治理的思想方法。这里有一个基本估计,凡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矛盾、问题,都不能仅仅采取一种办法来解决。好像一个慢性病人,在疾病渐进过程中,形成了多种脏器的病变和功能失调,单有一味药,往往是顾此失彼,按下葫芦浮起瓢。当今许多社会、经济问题都不能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来解决。回顾历史,国有企业改革先后推行过的办法有:“厂长招标承包负责制”,这确实调动了承包人的积极性,但包盈不负亏、短期行为的问题很快暴露了出来;“三项制度改革”,总起来讲是好的,但有破无立,改革的对象单纯选在工人身上,也发生了许多敏感问题,后来随之淡化;接下来是产权制度改革,包括十五大以前推行邯钢“市场模拟、成本否决”和以后推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的改革等,在高潮过后,冷静地想一想,这些也不能解决国有企业的所有问题。同时,还有两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加强企业管理、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回顾国企改革的历程,冷静思考已经进行过的各个单项改革,都有其一定的道理,也有局部效果,但也都有其弊端。现在的问题仍是要考虑综合治理的方法。如果一个企业,其股份制的运作是规范的,也即其产权是明晰的,其领导班子是清醒而又有决策能力的,其内部三项制度改革是到位的,其内部管理是科学的、民主制度是健全的,尤其是瞄准市场、产品更新换代和技术开发上是得力的,那么这个企业一般来讲,是会成功的,至少不会亏损或破产。中央提出的“三改一加强”,实际上也带有综合治理的思想。现在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事实上还在搞“单打一”的改革,还在继续寻找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还没有醒悟到单味药治不了综合症;另一个是尽管在自觉不自觉地实施综合治理的方针,但综合治理中的各项措施事实上还没有到位,有些实际上是在走过场、图形式、翻牌子。

2.建立创新机制的方法

在实施具有全局意义上的“两个根本性转变”过程中或到位以后,各级政府领导经济、社会工作的方法也应随之转变。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清醒的认识,实践上就不能很好地转变,就会出现如毛泽东讲的“气候变了,衣服不能随之增减,就会闹出些毛病来”的结果。“闹出些毛病来”的主要表现,就是工作效率不高,或是领导忙得一塌糊涂,却弄得基层干部无所适从,疲于奔命而在效果上事倍功半。这种转变的根本性要求是,从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那种压、推、促、整的方法,转变到通过创新机制解决问题的办法上来。比如对于下岗职工生活、就业问题,一方面要贯彻综合治理的思想,不能仅仅是政府财政负担,另一方面,也要逐步通过一种或几种机制来解决,以尽快改变过去通行的随机的办法(即逢年过节了,各级领导点名到某个或某几个困难职工家去,摄像机对着,领导给床被子或给几百块钱,困难职工热泪盈眶,年过了,困难职工还是困难职工)。应当综合研究,纳入一定的制度、体制,使困难职工生活问题的解决具有长期的保障。包括反腐败问题,治理假冒伪劣商品问题,都不能碰上谁算谁,谁撞到枪口上谁倒霉,大量的碰不上的就安然无恙。应当逐步确立创新机制,使搞假冒伪劣商品者不仅赚不了钱,而且要倾家荡产,甚至对造成重大危害的要搭上性命;对搞腐败的人既能给予“一票否决”,又能使其在到位的监督下难以做成。

3.理顺关系的方法

在现实生活中,许多矛盾、问题的存在,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关系不顺,比如利益关系不顺、工作关系不顺、人际关系不顺等。理顺关系重要的在于“理”。“理”的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疏导化解,消除中间梗阻。像人得了脑栓塞或心肌梗塞,医生在治疗过程中实际上就是在做理顺工作,或是降低血液粘稠度,增强血液的流动性,或是扩张血管,使血液流动的管道畅通。如果不是如此,则会适得其反。同理,对于集体上访,一定要先与其带头人对话,做好召集人的工作,不然存在中间梗阻,对一般上访群众的工作就难以奏效。二是强化薄弱环节,建立新的平衡。有些问题、矛盾的存在,是因为不平衡。不平衡是因为苦乐不均,对苦的一方面予以倾斜,就会建立起新的平衡。比如,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除了对口支援以外,中央在宏观政策上向西部倾斜,东西部关系就会逐步理顺。当然,这样做并不是主张平均主义,因为平均主义本身就是一种苦乐不均,付出多、成效大的人与付出少、业绩小的人有同样的所得,前者为苦,后者为乐,这就是不均。三是明确事权,建章立制,按既定程序进行工作。拿地方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纪委五大班子之间的关系来讲,党委与其他四大班子,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同时党委也应在宪法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接受人大的依法监督,接受政协的民主监督,接受纪委的党风党纪监督,尊重政府的统一政令等。事权得到明确,加上必要的制度规范,并在实践中认真去做,几大班子之间的关系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凡是几大班子之间关系紧张的地方,党委就要检讨自己一方是否未理顺关系,只讲实施对各大班子的领导,不讲接受各大班子的监督和制约。对于一个地方党委领导干部来讲,主要应理顺四个关系。在班子内部,理顺“班长”与“班副”、“班员”的关系;在同层次中,理顺与各大班子的关系;从任职先后讲,理顺与前任、后任的关系;从领导层次说,理顺上下级关系。对于一个企业经营者来说,应理顺出资者与经营者的关系,经营者与中层管理人员的关系,企业内部的分配关系,企业与外部客户的关系以及与执法部门、开户银行的关系等五个关系。对于一个部门的领导干部来说,主要应理顺领导班子与本单位群众的关系,本系统中上级部门与下级部门的关系,部门与所属企事业单位的关系,以及部门工作与地方分管领导的关系等。在改革开放及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的领导方法及工作方法,仍在不断地探索之中,举了上述三种方法,肯定还有未尽之处。同时,随着实践的深入,更新的方法还会不断出现。但我以为,探索新时期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是极其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李瑞昌)(来源:北京党建网站)